我的回忆录

一九五八年，我生于乡下一个贫苦之家。

这一年，大跃进的风刮遍全国，浮夸气漫了天地。工业要赶超英美苏，村村寨寨都垒起炼钢的土炉，铁锅、水桶、门栓，但凡沾铁的物件，都被收了去投进炉里。炼钢的数字日日疯涨，今日报百吨，明日便敢喊千吨，全是不着边际的虚妄。

农村的浮夸更甚。种小麦竟有人说一亩地要下种一麻袋，两百斤的种子，哪比得寻常二十斤的规矩。他们算着空想的账：一粒种子发一棵苗，结一穗麦，两百斤种子，产万斤便是理所当然。这般乱种、乱炼，一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风越刮越烈，村里办起了大食堂，全村人聚在一起吃，看似热闹，实则苦果已在土中生根。

我就降生在这样的年月里。家里穷，穷得叮当响，童年的底色，是那个特殊年代里，刻在骨子里的艰难与心酸。

那时候的人，都信着一句话：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可胆子再大，地里也长不出金子来。炼出来的钢，多半是废铁疙瘩；报上去的产量，多半是虚数。可没人敢说真话，说了，就是右倾，就是落后。

我出生的时候，家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。母亲坐月子，吃的还是糠菜窝头。奶奶后来说，我生下来瘦得像只猫，哭声都细得听不见。能活下来，全靠命硬。

那个年代，命硬的人，才能熬过去。

后来，便到了那三年艰难的日子。

哪是什么天灾，不过是人为的浮夸酿下的祸。讨饭的人沿路走，饿死人的事随处可见，有些村子，饿倒的人竟无人有力气抬埋，人人都被饥饿抽干了气力。

村里一位老人，饿到昏死过去，嘴里只剩微弱的气音，喊着要干吃的，要地瓜干。家人慌慌跑到邻家，寻来几片地瓜干喂下，老人才缓缓睁了眼，捡回一条命。

同族一位爷爷，熬不住饥饿，领着两个孩子去偷生产队地窖里的地瓜。地窖里缺氧，孩子先下去，没了声响，爷爷急着下去看，也再没上来。第二天被人发现时，祖孙二人早已僵在窖里，那模样，成了刻在心底的寒，一辈子磨不去。

一九六一年，我才朦朦胧胧记了事。儿时的记忆，满是填不饱的肚子，和各样果腹的代食品。院子里的金毛狗树皮，捋来便吃；田埂上的毛草根，挖回来磨成面，入口甜甜的，竟是那时难得的滋味。可这甜，背后是钻心的苦，吃了毛草根面，大便干结难下，疼得我大哭，奶奶蹲在一旁，一点点帮我抠出来，那滋味，刻在骨头上，至今想起，仍觉心酸。

我生下来，便伴着饥饿长大，从小瘦骨嶙峋，体弱多病。我的童年，没有蜜糖，没有欢闹，只有那个年代独有的艰难，和刻在骨子里的、熬不尽的饥寒。

那些日子，那些悲戚，都沉在岁月里，成了心底不曾言说的默，越久，越清晰。

我记事的时候，家里还是一大家子挤着过。爷爷奶奶守着堂屋，三个爹们各占一角，我爹是老大，膝下六个娃，我上头一个姐，下头仨妹，最小的弟比我小九岁，瘦得像根豆芽。

爷爷好喝酒，那个年月酒是供着喝的，酒价三二七，二角七分钱一斤，还要搭三斤地瓜干。普通人家就算敞开了让买，也舍不得更何况我们这样的穷家。爷爷喝了一辈子酒，从没敞开过肚皮，痛痛快快喝一回。直到咽气前五分钟，还睁着眼睛，嘟囔着要酒喝。这是我一生的遗憾，没能让爷爷天天喝上酒，没能让他尝一回，管够的滋味。

我从小跟奶奶睡。奶奶是个能吃苦的人，分家时跟着三爹过，我也跟着奶奶，没回自家过年。奶奶把小屋改成磨房，石磨盘转起来，吱呀吱呀的，成了我童年最常听的声响。我常和姐姐蹲在磨房里推磨，磨杆压着小肩膀，转一圈，撒一把地瓜干，磨盘里的粉屑落下来，奶奶就用那粉蒸窝头，蒸出来的窝头，咬一口，满嘴的香。

我爹在饲养室干活，身体一直不好，挣的是正劳力八成的工分。家里九口人，连吃粮的工分都不够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母亲是个能干的女人，一年去王戈庄卖两车白菜、卖二百斤地瓜干，再卖点花生，一分一厘都舍不得乱花。

我姐比我大三岁，从小就懂事。父亲去世后，家里少了两千分工分，母亲天天上坡干活，姐姐十六岁就被叫去村磨房干活，打猪饲料。那活累得很，一天要拿几千斤饲料，晚上下班天都黑了，回家吃完饭，冬天得八点多。饭后洗手做花边，一直做到十一点多，用煤油灯照明，鼻孔都被煤油烟熏得黢黑。姐姐一年能挣两千工分，帮家里渡过了最难的日子。等我后来能挣钱了，一直记得姐姐为家里的付出和恩情。

我二爹一九五六年去当兵，捎信说在青岛北区。奶奶捏着那张皱巴巴的纸，掰着手指头数，说北区北区，怕是离咱有一百个区远，夜夜坐在炕沿上叹气。过了一年，奶奶终究是放不下，揣着几个干窝头，一路打听着摸去了部队。

二爹是个孝顺的，念着老家的爹娘，年年从东北捎钱回来，三十块，四十块，在那时候，已是一笔巨款。三五年回一次家，每次回来，都像搬来一个小杂货铺，包袝里裹着各式各样的好吃的。

带得最多的是大面包，黄澄澄的，暄腾腾的。听说他下矿井，矿上每天发一个，他不舍得吃，攒着，临回家，还跟工友借几张粮票，凑着攒够十几个，小心翼翼地裹在包袱里，生怕颠碎了。除了面包，还有高粱饴糖，黏糊糊的，扯着丝儿；有大连产的苹果，红通通的；还有水果罐头，玻璃瓶子装着，黄桃的，梨的，打开盖子，甜水儿能甜到心里去。

二爹带的好东西，我吃的最多。奶奶总把最大的那块面包塞给我，把最甜的那块饴糖剥给我，把罐头里最嫩的那块果肉挑给我。直到现在，我逛超市，总忍不住买几个大面包，咬一口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那味道里，藏着二爹从东北带来的风，藏着奶奶的疼，藏着那年月里，最珍贵的甜。

二爹也懂爷爷的心思，每次回家，都从东北捎回十几斤酒，用粗瓷坛子装着，沉甸甸的。爷爷有了酒，晚年便总坐在门口晒太阳，一上午要回家三次喝酒，就着一个小酒壶，抿一口，咂咂嘴，再把壶塞回怀里，那点酒，像宝贝似的，舍不得多喝。

我第一次吃苹果，是二爹从东北带回来的大连苹果，红通通的，圆滚滚的，全家围着那个苹果，割成一小块一小块，每人分一块。我捏着那一小块苹果，咬一口，脆生生的，甜津津的，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。那时候觉得，这定是世间最好吃的东西，天底下，再没有比这更甜的滋味了。

还有一回，饭罩里放着几个玉米面饼子，那是家里省下来的细粮。奶奶把饼子端出来，往二爹手里塞，让他吃。二爹摆摆手，说："娘，我天天在东北吃饼子，吃腻了，你们吃，我不爱吃。"

我蹲在一旁，听着这话，心里头直羡慕。东北竟这般好，天天都能吃饼子。那时候，我就暗下决心，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要出去闯一闯，去东北，去那个天天能吃饼子的地方，去看看外面的天，外面的地。

那年月的日子，苦是真苦，穷是真穷，可日子里的暖，也是真暖。二爹从东北捎来的面包，捎来的酒，捎来的甜，像一束光，照进了那段灰暗的岁月，照暖了一家人的心，也照在了我心里，一辈子，都不曾凉。

一九七六年，爷爷八十三岁，走了。我最后悔的一件事，就是没能让爷爷过上天天能喝酒的生活。那时每月限三斤酒，成了空话。爷爷喝了一辈子酒，从没敞开过肚皮，痛痛快快喝一回。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。

一九六三年，刘少奇、邓小平实行农村土地下放，"三自一包"政策落地，日子就像解冻的河，慢慢活泛过来。最不济，也能捞着顿饱的地瓜干吃了。

也是这一年，家里分了家。树大分枝，家大分户，都是命里的规矩。

我爹分了四间小房，八尺七的进深，炕头不足两米，挤着我们一家八口。三爹分了老房三间，倒也宽敞，独住一间，落得清净。二爹分的是过继给二爷爷的两间小屋，他常年在东北，那屋子便空着，奶奶把它改成了磨房。

分家时，奶奶跟着三爹过，爷爷跟着我们家。我从小跟奶奶睡，分家后的头两年，都没回自家过年。奶奶把小屋当成磨房，石磨盘转起来，吱呀吱呀的，成了我童年最常听的声响。

我常和姐姐蹲在磨房里推磨。磨杆压着小肩膀，转一圈，撒一把地瓜干，磨盘里的粉屑落下来，奶奶就用那粉蒸窝头。蒸出来的窝头，咬一口，满嘴的香。推磨是个累活，可我和姐姐抢着干，因为推完磨，奶奶总会从罐子里摸出一块高粱饴糖，掰成两半，塞给我和姐姐一人一半。那糖，黏糊糊的，扯着丝儿，甜到心里去。

分家后，各过各的日子，可血脉连着，亲情断不了。二爹年年从东北捎钱回来，三十块，四十块，补贴家用。三爹守着老房，种地养家。我爹在饲养室干活，挣那八成的工分，养着一大家子。

那时候穷，穷得叮当响，可一家人心里都有奔头。"三自一包"后，地里收成全归自己，只要肯下力气，日子总能过下去。我爹常说，分家不分心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

那两间小屋，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。磨盘的吱呀声，奶奶的笑，姐姐的伴，还有二爹从东北捎回来的甜，都藏在那间小屋里，藏在我心底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小的时候最盼望过年。虽然穷，但过年总比平日生活有所改善。

腊月二十三是小年，过冬就年享享，过小年就进入过年的程序。家家开始用碾压地瓜干，把地瓜干压碎，放大锅掺上红小豆，地瓜熟烂，用地瓜面包成圆豆包。做一到二锅，再就是用地瓜干碾碎成粗面，把豆子用水泡成水豆，在磨上推成渣末，掺地瓜干面里做成圆馍馍蒸熟，我们地方土名叫"起留"。

还有玉米面加地瓜面引子放锅蒸，叫"米面"。我最爱吃的是炸麻花和炸花。炸花用地瓜面掺点白面，用花生油炸。过去花生油少，我们八口家一年吃八到十斤花生油，所以炸花不是年年炸。有的还做地瓜酒，我爷爷好喝酒，我记得做了几年地瓜酒。

过冬吃顿白面，吃地瓜面饺子，过小年就开始吃豆包、起留、米面、炸花，比平常生活大有改善。大部分家庭都炒点花生果，过年晚上吃，正月来客吃。

过年这天更热闹。中午放下家谱，午饭吃米饭，大白菜粉条里边放摆贡鸡，也能煮出点油水来，比平常菜好吃。傍晚，和同家族人一起上坟头去，叫先祖宗回家过年，也叫"接年"。烧香，烧纸，叩头，叫爷爷奶奶或爹娘跟回家过年。放鞭炮。

回家后点上蜡烛，烧上香，正堂、灶王爷、老天爷，都烧上香纸，叩头放鞭，这就正式接进年来了。自家年接进来后，要到没出五福的同族家给老祖宗叩头。叩完十几家，头已天黑了，这时回家吃晚饭。晚饭吃地瓜面掺白面包小包子，馅也比平日好，多少有点肉。我奶奶说这叫"发年包"，实为过年吃饺子没那么多，先叫你吃包子充起肚皮。

吃完晚饭，小孩在家放小鞭炮，大人出去玩扑克，去自家祖家玩喝水。到了晚上十一点，开始准备过年。炷上香，把蜡烛芯子整理好，把纸钱分好，老天爷拜上贡品，开始烧火下饺子了。那时包的饺子，一半白面的给祖宗，吃的是白面掺地瓜面包的饺子，这样也很好吃。

吃完饭给爷爷奶奶问好叩头，给父母问好叩头。但给爷爷奶奶父母叩头都没有钱，原因是我们家太穷。叩完头还要去同族家叩头。我有个四爷爷是青岛退休工人，去叩头问好，他给两块糖，一年还给一角钱，也很高兴。

我有个五爷爷，是那个年代的学文人，可能念了七八年书。我们常听他讲故事，西游、三国、水浒，他讲的有声有色，我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。过年问好叩头，他常说一句话："人到六十是一年一年过，人到七十是一月一月过，人到八十是一天一天过，人到九十是一时一时过。"

这会品品五爷爷的话，更有道理。

叩完头回家，已下一点了。睡觉，明早还要早起出去到好友家相互拜年。

那些年，过年是童年最深的期盼。穷是穷，可乐是乐。一大家子聚在一起，有吃有喝，有说有笑，那就是最好的年。

一九七三年的夏天，暑气漫着乡野的风，我在水利队的日子，就从和机井知青一同上工开始。

那是知青们头一回跟着队里干活，一群城里来的年轻人，握着农具的手还生涩，却也跟着我们一起，守着这片刚合龙的水库，日日围着防洪的事忙活。这年是水库合龙的第一年，新筑的坝体还在慢慢沉淀，各处总免不了裂出些缝隙，平日里的活计，便是推土、填补、修缮，不算繁重，却得时时盯着，不敢有半分懈怠。

夏日的雨总来得急，那年偏又雨水格外多，接连几日的大暴雨倾盆而下，水库的水位眼看着骤涨，溢洪道不得不开闸排水。可水库里刚放了鱼苗，溢洪道处还没来得及下网，大伙都急了，生怕那些小鱼苗随水漂走。

我和队里七八个小青年，当即手拉手站成两排，拦在溢洪道的水流里，冰凉的水漫过脚踝，心里却只想着把鱼苗留住，任凭水花打湿衣衫，也只顾着紧紧牵住彼此的手。

水库离村里的苹果园不过二百来米，大雨歇歇停停的间隙，几个年轻伙伴耐不住嘴馋，撺掇着去摘苹果。三四个人结伴往果园去，没多久便摘回十几斤小国光，我们一群人围在一起分着吃，酸甜的果香混着一身的泥水味，倒也成了忙累日子里的一点甜。

只是偷瓜桃、摘梨枣这类事，我向来不肯做，旁人闹闹，我只跟着吃几口，却从不会伸手去摘，心里总觉得，不是自己的东西，动了手便不踏实。

那年我刚满十八岁，队里有个和我同岁的同伴，名叫姜珏春，想起和他的一桩趣事，到如今仍记忆犹新，一想起来便忍俊不禁。

那年夏天的风，吹着水库的浪，也吹着年少的欢喜，那些一起上工、一起拦鱼、一起闹玩笑的日子，虽平凡，却鲜活，藏在岁月里，成了往后想起，便觉得温暖的回忆。

一日忙完活计，天热得厉害，我和珏春相约去石倾洗澡，泡在清凉的水里，说说笑笑间，一晃就快一个小时。

我惦记着回家吃饭，便催他："咱走吧，晚了该挨说啦。"珏春却摆摆手，赖在水里不肯动："再洗会，这么凉快，急啥。"我又催了一回，他依旧执拗，我便索性说："那我可先走了。"

说着我便上岸，麻利穿好自己的衣服，临走前又喊了声："珏春，我真走了啊！"他在水里应着"不走不走"，我一时起了玩心，没跟他打半声招呼，伸手把他的衣服卷了卷，一股脑全拿走了。

我揣着他的衣服往前走，走出约莫二百米远，身后才传来珏春的喊声，他发现衣服没了，急着喊我回去，我故意装作没听见，脚步也没停。没一会儿，身后的喊声竟慢慢变成了哭声——他光着身子在水里，没衣服穿，竟羞得不敢上岸了。

远远听见他带着哭腔的喊声，我回头望了望，见他是真急了，眼眶都红了，心里顿时软了，也觉得这玩笑开得有点过了，当即拔腿往回跑，把衣服赶紧送还给了他。看着他又气又恼的模样，我站在一旁笑得直不起腰，他却瞪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年少的顽皮，成了岁月里最鲜活的回忆。

还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。大概十四岁那年，听说温泉有笛子卖。我和姜发小、姜振严三人，在一个星期天，一大早没跟家里打招呼，就步行去温泉买笛子。每人带了三毛钱。

走到社生村，天上雷雨交加，瓢泼大雨。社生街有条河，涨了大水很深，不敢过。在人家门楼下避雨，衣服淋得透湿，冻得浑身发抖。那家人可能是在过六月六，做馒头出来贡献。主人看到我们三个小孩淋成这样，叫我们进去，给我们拧干衣服。雨停了不下了，我们继续向温泉走。走的根本不是路，翻山越岭从地瓜地里穿，一脚踩下去泥陷到脚脖子。

到温泉已是中午十二点多，确实有笛子卖。我们买了两支笛子，也没钱吃饭就往家赶。那两支笛子，成了我少年时代最珍贵的宝贝。

一九七五年冬天，流行性感冒爆发，有陈年老病的都喘上了哮喘。父亲也因此病逝。

记得那天下午，父亲在家喘得厉害，叔三爹给他打了一针，说要送医院，已经很严重了。几个叔爹们用生产队饲养室的大花篓篓，铺上床板，几个人抬着去了店集医院。

几个爹轮换抬，走到河西水库那，休息时爹说找个避风处能好点。他还对叔爹们念叨我的小名："姜还小，你们帮着教育，别让他走孬孬路。"我听了心里很不好受，说："我一定好好做人。"

到医院时下午两点多。三爹熟悉医院，跑前跑后办住院。记得很清楚，医院在后排房子，第二间病房，全是平房。那间病房有两张床，另一张床住的病人是同村的姜日文，他儿子姜进玉在陪床。办理住院到下午四点多钟。医院里的一切都新奇，第一次见电灯，一拉就亮，我拉了好几次。

到晚上十点左右，爹病情加重，喘气费力、上气不接下气。找医生打了强心针，喘上气来医生就走了。爹大口喘气，把我叫到跟前，断断续续地说，最不放心的是我。"咱亲弟兄二个，弟弟还小……他不在了，出头露面的事靠你……说你十三岁了，样子不行，不勤快、不出头、不听话……在学校不是太好的学生……咋让他放心……"说着就喘不上气。

大约凌晨两点左右，他断了气，永远闭上了眼。

父亲这人在家里是老大，性格刚强，模样英俊，干一手好庄稼活。听说合作化初期干过生产队队长。印象中父亲从饲养室回家吃饭，常坐在桌边，椅子靠着粮缸，大口喘气。

凌晨两点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，我嚎啕大哭了快一小时。同病房陪床的姜进玉说："别耍了，天快亮了，报信去吧。"凌晨四点左右，冬天黑漆漆的，我走出医院。一路哭着，十三岁的小孩摸黑走十五里路回家。到家天刚亮，母亲知道了。叫来几个叔们，赶小牛车去拉父亲尸体回家。尸体没让进家门，搁在外边陈家场园地里。没钱买棺材，生产队用编条筐把父亲"结了"。

一家六个孩子，最大的姐姐十六岁，弟弟才五岁，母亲三十六岁，日子太难了。父亲活着时，当饲养员一年能挣两千多分。全家九口人需要六千工分才够。父亲去世，少了两千分工分，家里更难了。

一九七五年，是我下学的第三年，那年我十九虚岁，已经成了生产队里的半拉子劳力。

过去人民公社、生产队里，半拉子劳力的活最不好干，跟学徒工差不多。上坡下地时，要推着空车子走；大伙歇着的时候，得给抽烟的长辈拿烟袋、递烟包；说话、干活都得虚心，不敢有半点傲气。

有一回，一位我叫大爷的长辈教我锄地，教我怎么倒手、怎么把锄头稳稳刨下去。我瞅着大爷，随口说了句："大爷，锄地还用学吗？锄上一天两天，自然就会了。"

大爷一听我这么不虚心，当场就严肃地、带着点刺儿地说："你姜振清就是个放牛的，出息不了一个好庄稼手！"

我嘴上虽然顶了王大爷几句，可心里却暗暗下了决心：我一定要把庄稼活干好，干出个样子来！

还有一次，干包活锄"老瓜头"地瓜，锄一亩地记十分。我想多挣点工分，一天没歇着，硬是把一亩八分地锄完了——按规矩，这一天能顶两天的工分。可因为太急、太赶，锄着锄着就把地瓜苗给锄出来了。当时别人都劝我直接埋地下就算了，我却觉得重新栽上还能活。谁知道春天天旱，日头又毒，栽回去的地瓜苗全都晒死了。

第二天队长来验收，一看死了二十几棵地瓜，当场大发雷霆。不但那一天的工分一分不给，还罚了我十分。一亩八分地，累得我腰都直不起来，到头来不仅没挣着分，反倒被罚，我又委屈又难受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
又有一天，我们几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，一起去找队长，提出要挣正劳力工分。队长说："行！明天你们几个去西北岭石倾推石头，回来过称，每车够六百斤，就给你们按正劳力记分。"

我们全都一口答应，劲头十足。第二天，四五个小青年推着车子去推石头，回来一过称，人人都超过了六百斤。从那天起，我们几个小青年，全都挣上了正劳力的工分。

到了冬天，整修大寨田，全是干包活，全凭真本事、硬力气，我们也没少挣工分。那时候生产队长常挂在嘴边一句口号："干到腊月二十九，吃了饺子再动手！"

这一年我确实只休假半天，赶了个年集过年，每天工作时间十二小时，天天起早连晚。这一年，我们家还清了我父亲在世时欠生产队的往来账，还开支八十五元。心情也很高兴。

那些日子，累是真累，可也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：人活一口气，树活一张皮。只要肯下力气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

父亲在世时身体不好，在饲养室只挣正劳力八成的工分。我们家九口人，连吃粮的工分都不够，姊妹们穿衣、做鞋、年节花销，还有我每学期两块钱的学费，全靠一点点凑。

家里卖白菜的活，全靠我四舅。每次他用推车推上四十颗白菜，去王戈庄大集上卖，一车能卖七八块钱。王戈庄集离俺家有四十里路，凌晨三点就得动身，每次都要我去送四舅、帮他拉车子，一直送到温泉南大涯子。路远坡陡，走得我浑身发软，累得直想吐，可再苦再累也得咬牙坚持。

卖地瓜干要去李村大集，一趟跑下来，也能卖个十块八块，全都用来贴补家用。

一年榨油剩下的花生，能有四十斤，母亲把花生炒熟，我和姐姐就去市场按碗卖，一碗两角钱，一斤分五碗，这样能多卖四角钱，一分一厘都舍不得乱花。

有一回下着清雪，天寒地冻，街上人少，生意格外差，到晌午才卖了不到一块钱。我又冷又饿，实在撑不住，想进饭店买个馒头暖暖身子。姐姐拉住我，轻声说："忍忍吧，咱回家再吃。"

这时旁边有卖芋头母子的，一角钱一斤，姐姐咬咬牙，给我买了一斤。我捧着热乎乎的芋头，狼吞虎咽，觉得那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，姐姐自己却一口也舍不得尝。

从那以后，我一辈子都爱吃芋头。每次吃到芋头，就想起那年的清雪、远路、推车，想起辛苦的四舅，更想起心疼我的姐姐。

那些日子虽苦，可亲人之间的疼惜与相依为命，却是我一生最暖、最珍贵的念想。

一九七八年，我二十二虚岁，到了找对象的年龄。我找的第一个对象，是厂里烧火师傅刘安清的妻侄女，南小峨村的，在家干赤脚医生。那天晚上去刘师傅家见面，当时晚上家也没电灯，看人模样觉得一般，身高大概一米六。当场按习俗给了刘师傅四十块钱"看人钱"。从去到走也就一个小时，留我吃饭也没吃。

回厂一个多月也没再见面，我也没找刘师傅说这事。又过了一个月，赶上店集，那女的来找她姑父，问怎么这么长时间也没个回话。她姑父就来找我，说他妻侄女来了，你们再谈谈吧。我说："那我们上店集玩去吧。"

一会儿女的来了。上次是晚上，家灯光也暗，真没看清。这次大白天一看，这女的脸挺黑，麻子很多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很不是滋味。但话已出口说去店集了，只好走。一路上，我和她保持十几米的距离，我在前面走，她在后面追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从集西头走到集东头，最后我进了书店，要了本书看。看书时她站我身后，我看完书就回厂了。回厂的路上，我说："咱俩没缘份，算了吧。"人家女的也没说什么。又过了一个月，刘师傅把那四十块看人钱退给我了。

后来，在厂里干宣传，写好人好事需要到车间调查。在制瓦车间有个女工叫李欣芳，是院西村的，长得漂亮，身高一米六左右。每次写好人好事几乎都有她。一起在办公室工作的万兆令给我做媒，介绍了李欣芳。就这样我们谈了两年恋爱。

一九八〇年腊月初八，我们按传统礼仪结婚了。结婚那年我盖了新房。这两件大事一共花了两千元钱。

结婚那天，是叔二爹姜治信用自行车去把新媳妇李欣芳接回来的。欣芳先去即墨理了发，原来当姑娘时扎辫子，现在剪成了短发，露出大脸盘，看着很喜庆。亲朋街坊来了不少，招待了四桌席面。那时候，两块钱就算是一份不错的礼金了。我从家拿了菜和馒头，到砖厂伙房做好菜，在办公室摆开桌子，请办公室领导和同事们吃了一桌。办公室同事们还合伙给我买了个大镜子，上面写了十几个人的名字作贺礼！

结婚那天来了不少人看新媳妇。街坊的大妈婶子们都说："姜振清奖了个好媳妇！"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。晚上，来了不少我的伙伴们闹洞房，有供销社的三个朋友，还有本村的邻里伙伴几十个，一直闹到晚上十一点。记得闹得花样最多、最起劲的有姜振发、供销社的修长珍、于绍方他们几个。

一九八一年，分家自己单过。我结婚是结在老家房子，我占了一间房，姐姐结婚时也占过房，家里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，我母亲就住两小间，真的住不开了。我母亲就提出要分开过。盖的新房子，我结婚前母亲就承诺给我。四间房，有一间是留给我母亲养老的。就这样，由我两个舅和叔二爹姜治信执笔，我三爹姜治义做监证人，我们分了家。分家时规定我每年给我母亲六十元钱，那时候六十元钱等于我两个月的工资啊！

分家时，我连院墙还没有。家具方面，我结婚时拿出六十元钱，托我东北的二爹给买了一对木箱。厂里有木匠铺，花了八十元钱在厂里做了个写字台。又在厂维修组烧了个铁铜盆架。最兴的大衣柜，结婚时还没有。不过分开家后，我用四年时间做上了大衣柜，买上了十四寸青岛产黑白电视机，套上了院墙。我买电视机时在村里也算早的，可能全村不超过五家。我住在庙西，这一片一百来户人家就我这一台。

一九八一年，我的大女儿出生了。出生前，看怀相和老婆的感觉，大家都说是个男孩。所以我心里认定是个男孩，压根没考虑女孩的可能。那个年代生孩子，就是请本村妇女主任接生。记得那天晚上，老婆肚子开始一阵阵痛，到了下半夜痛得更厉害了，这才把接生的人叫来，我在伙房烧水准备着。一直折腾到黎明，一声婴儿啼哭，孩子降生了。

听说母女平安，我这颗七上八下的心才算落了地，高兴。接生的人说是个女孩，瞬间，我的心咯噔一下："不是说是个男孩吗？"当时倒不是不愿意要女孩，主要是平日都说是个男孩，生了女孩一下子没转过弯来。这时我过去看到她们母女平安，心里又高兴起来了。每天上班走前，都要上炕亲亲我的宝贝孩子。因为是黎明出生，就给她起了个小名。

分家之后，我在镇办厂里上班，一个月到手工资也就二十块钱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可我心里有数，人穷不能志短，日子再难，也要有奔头。我给自己定下规矩：一年办一件大事，一年实现一个目标，不贪多，只求实。

就本着这股劲，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过。到一九八四年，家里已经套好了圆墙，打了电视柜、大衣柜，买了收音机，还添置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。

那时候，我们王马村有电视机的人家不超过五户，西小疃一百户人家，也就我家有一台。一到夏天晚上，电视剧《陈真》《血疑》一开播，我家院子里就坐满了人，平常三十多口，最多的时候能来七十号人，热热闹闹，像个小电影院。大家看完电视，还会主动帮我把电视机抬进屋里，邻里之间特别亲热。

那段苦中有甜、踏实奋斗的岁月，是我一辈子最难忘、最骄傲的时光。

当年，我进入青岛飞机场服装厂工作，后来公社要办服装厂，我又回到家乡，挑起了服装厂的担子。我深知自己是外行，要把厂子办好，必须请懂技术、懂管理的内行人才。

我和王国进商量，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人，就是亲手创建这个厂的刘鹏廷。他专业、懂行，对厂子有感情，只是因为性格刚强、不太听人劝，才被调回公社。别人不敢再用他，我们却认准他是能把厂子带起来的人。

我说："这样吧，你知道他家吗？"王国进说知道。我说："那咱俩一起去请他。"

我俩下午下班之后，一起去了刘鹏廷家里，把厂里的困难和我们的想法一五一十跟他说明。他听后当即表示："我愿意去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厂是我亲手创建的，我时刻都在挂念厂子的兴衰。我想去，可是你们说了不算，我是公社干部，要去必须得公社党委政府批准才行。"

听完这话，我们心里有了底，便告辞离开。第二天，我专门去公社找到党委书记，把想请刘鹏廷回厂的想法如实汇报。

书记劝我说："老姜，你只知道刘鹏廷一个方面。这个厂虽是他建的，他也内行专业，可是这人太强势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，刚从厂里把他撤回来才三个月，要是能干，能把他撤回公社吗？再说，他是公社干部，叫他去厂里，你干什么？位置怎么摆？"

我当即表态："刘书记，我这个厂长就让他干，我抓销售，他干厂长，厂里的事我都听他的。"

书记还是摇头："那不行，你不知道这人多么强，你们合作就知道了。"

但我心意已决，再三争取，硬是把刘鹏廷请回了服装厂。

刘鹏廷到厂后，我立即召开职工大会，在会上正式宣布：任命刘鹏廷主任为厂长，抓全面工作；我负责抓销售。我们还组建了一支五六人的销售队伍，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，穿西装、打领带、穿皮鞋、戴压舌帽，个个精神抖擞，帅气干练。

一九八五年夏天，电视上热播《上海滩》。我看到剧中许文强穿的那件呢子半大衣，翻着大衣领在外滩踱步，心里一亮：这件衣服样式好、时髦，电视剧影响力大，打一件样品出来，肯定好卖。

我回厂找到刘鹏廷主任，提出要做这款半大衣样品。他态度非常坚决："不行，要打样品就打长大衣。"

我俩僵持了两三天，始终统一不了意见。那时候我才算真正领教到，他这人是真强势，他不同意，我也实在没办法。

最后我下定决心说："刘主任，这件衣服算我的，如果定不出去，多少钱我自己买。"

这样才终于做出一件雪花呢半大衣。

样品一做好，我穿着它去辛店百货大楼推销，当场就订了八十箱，共八百件，每件八十五元，一笔订单就是近七万元。之后又连续发了二百多箱到东营、青岛等地。这款大衣一下子火遍市场，业务员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抢着要货，真正做到了遍地开花。

靠着这款爆款大衣，当年服装厂就扭亏为盈，盈利三十多万元，从一个困难小厂，干成了公社的盈利企业。我也再一次创造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奇迹，受到了公社党委政府的表彰。

这段从请人、用人，到看准商机、拼死坚持，最终把厂子干活的经历，成为我一生里最难忘、最踏实的一段奋斗历程。

一九八五年，邹东思在砖瓦厂任书记兼厂长。此人进砖厂前，在店集南里村当过民兵连长，也在村里小马蹄窑干过，压过瓦、烧过窑，按理说也算个内行。可他这人不务正业、不学无术，心思根本不在生产上，整天就琢磨领导爱吃什么、爱听什么，就爱搬弄是非、拉舌头、琢磨人。

一九八五年他上了两台三百六十砖机，借口变压器小、带不动，结果两台机器白天开一台、晚上开一台，一年下来总产量还赶不上一台正常砖机的产量。同年又遇上九号台风，厂里防汛工作没做好，防范不力，直接造成亏损六万元。

到了一九八六年，分管工业的领导看到服装厂的工作都搞上去了，心里也都有数。那个年代，砖瓦厂本来就是多烧多赚、少烧少赚，从来就没有亏损这一说，可偏偏在邹东思手里，两台砖机干着，反倒把砖瓦厂干亏损了。

所以分管领导安排我重回砖瓦厂担任厂长，给厂里定下的利润指标是每年六万元。砖瓦厂这一行我太熟悉了，专业上也完全拿得下来，心里是真乐意回去挑这副担子。

回到厂里第一件事，就是重新研究怎么完成指标。要完成六万利润，产量必须达到一千二百万块砖，那就得开动两台砖机！可邹东思和厂电工都说变压器小拉不动。那时砖厂用的是二百千伏安变压器，两台砖机加上瓦机、大窑风机，总负荷大约一百八十千伏安。为什么说拉不动？厂里还有个专业电工，可能跟供电站关系也没处理好，供电站电工也说负荷太大，机器起不来。

理论上，变压器短时超载百分之二十都能拉动。我从修道院请了一个技术好的电工来厂检查，终于发现了问题：根子不在变压器小，而是配电盘的母线太细了！那个配电盘不是正规厂家的产品，是我们厂电工自己配的，用的母线太细，电流过不去，导致母线发热，电阻加大，电压下降带不动负载。

请来的电工把母线换成了四公分宽的铝排。改装后，两台砖机一起开机，轻松就拉动了！配电盘一点也不发热。那一年，砖厂产量达到一千三百万块，砖价又好，利润完成了十五万元，超额完成任务！给全厂工人发了一万五千元奖金，奖了我一千元，我买了辆"大幸福"摩托车。

那年五金厂又是亏损，其他单位也都没完成任务。砖瓦厂还给镇政府出了钱买一辆"上海牌"轿车，店集建筑公司欠砖瓦厂十万元钱不还，就用这笔钱由建筑公司出面买车，轿车户头落在砖瓦厂名下。

可就在我准备走马上任的时候，镇上的主要领导迎来了大换班：党委书记徐训功、镇长李本清、党委副书记单秀芳，新一届班子正式上任。

一九八六年，正是改革开放推向深入、全国经济迎来大发展的关键时期。徐书记到任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，就是全镇乡镇企业负责人大会。

会上，徐书记详细分析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大势，讲了我们市乡镇企业的发展形势，也点出了咱们镇企业的现状——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形势。他当场明确要求：全镇所有乡镇企业，产值和利润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实现翻番。

徐书记讲话结束后，当场要求各个企业负责人逐一表态。

第一个表态的是支部书记兼厂长王宇廷。他比我大十五岁，在官场很会见风使舵，也很会说话："我们五金厂在一九八六年，在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厂干部职工上下努力齐心，抓质量，抓销售，抓成本，保证完成党委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！"

第二个发言的就是我。我当时年轻气盛，欠缺政治头脑。我说："砖瓦厂八五年还亏损五万，朱书记走之前给我们定六万利润任务都不敢接。现在又翻番到十二万？我不敢说大话保证完成任务。我只能说尽最大努力完成各项指标任务。确保完成？我不敢说，也不敢签合同。"

徐书记一听就说："你不接任务，就不能去砖瓦厂，只能回你服装厂。"散会后我只好回了服装厂。这事当时轰动一时。分管领导鲁量着急了，找到我说："振清，徐书记这是第一次经济工作动员会，你要积极支持和服从，更不能拖他后腿。你要学学人家王宇廷。"我说："我就会实事求是，不会拍马屁。"鲁量说："你要找徐书记口头赔礼道歉，承认错误，不该在他第一次经济工作发动会上顶他。现在连我们都备无文了。"

听了这话，我只好去找徐书记赔礼道歉，承认"错误"，这才得以重新回到砖瓦厂。

到了一九八九年，我已经在镇办企业担任厂长。在镇党委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，我也终于能放开手脚，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，大显身手。

那时候，不管是砖瓦厂、服装厂，还是铝制品厂，只要交到我手里管理，不管原来亏损多严重、经营多困难，我都有办法把企业盘活，把局面扭转过来。别人干不好、干不活的厂子，我接手之后，都能一步步走上正轨，越办越红火。

那几年，是我事业上最有劲头、最能施展才华的日子。凭着一身本事和一股不服输的劲，我实实在在干出了成绩，也为镇上的发展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。

一九八九年，是我的小女儿出生的年份。

在怀孕四个月时，我陪老婆去医院做孕检。做B超的是亲戚，检查后他说各方面都很正常。老婆问他是男是女，他说看不清。我们心里明白，他说"看不清"其实就是女孩，如果是男孩他肯定就说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老婆说："又是个女孩，这次再是女孩，这辈子命中无儿了。"她问我怎么办。我说："女孩就女孩吧，认命了。"

当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怪怪的梦。梦中几个伙伴在炕上打扑克，打得正起劲，时间大概是夜里十一点多，我下炕去小便。这时发现我家正间躺着一位老者，穿着青色大褂，头朝南，光着脚躺在那儿。我一看是不认识的老人，就上前叫他起来，问："你是谁，怎么在我家里躺着。"

这位老人爬起来站着，也不说话，走到我屋门口，东面有块水泥猪窝板前站着，还是不语。他手拿一块粉笔，在水泥板上画了一枝荷花，画得简练又形象，还在石板上写了"荷花"二字。我当时就很敬佩，说："老人家，您画和字写得真好。留下来在我家坐会儿喝口水吧。"

老者说："不了，我要走了。"我打开大门送这位神秘的人。老者一出门，我看到门口还有一位白发老太太领着一个小男孩。那位老者说："咱走吧。"三人手拉手，像仙人一样飞走了，口中还念念有词："再见，我们七月十五再来。"

醒来后梦境记得很清楚。我叫醒了老婆，把梦里的事说了一遍。我们分析这个梦：那位男老者是大仙人，画荷花代表我们还是怀的女孩。出门见到白发老太太领着个小男孩，这又给我们一丝疑惑。

一九八九年，老婆果然生了个小女孩。从进医院到生出来只用了两个小时。我们给她起了个小名，意思是"好样的"，希望她像男孩子一样，成为人中的佼佼者。

后来再分析那个梦，感觉那个小男孩是被人领走了，而荷花就代表了女孩子。

一九八九年，是镇上换届的一年，原党委书记徐训功调到城里财办工作，分管工业的党委副书记单秀芳去了金口镇。原来的店集镇镇长升任党委书记。

这里我必须记下一个人——李本清，他是上一届的镇长，也是政府主要领导。我作为镇办企业的厂长，平时更多是和分管工业的领导打交道。但因为几位领导之间存在工作上的矛盾，我夹在中间，李本清对我自然也就有了不好的看法。

再加上之前我提到过，砖瓦厂有个不学无术、专会搬弄是非、整人的小人当书记，一直在背后给我使坏、说坏话，一来二去，李本清对我的意见就更大了。

还有一件事，让矛盾彻底摆上了桌面。

李本清刚到店集不久，之前他在灵山镇当副镇长时分管过工业，灵山也有一个和店集差不多规模的砖厂。他经常挂在嘴边，说灵山砖厂的田厂长多么会管理，煤耗低、产量高，总拿我跟人家比。

我当时也很坦荡，就说："人家确实好，那我们就去学习学习。"

他也同意了。有一天，他让司机拉着我和他一起去了灵山砖厂。

我是干专业出身的，一看就明白门道。我自己上到窑顶，揭开火帽一看，心里就有数了：灵山砖厂的砖坯质量还算可以，但比我们店集砖厂；要说煤耗，其实比我们这边还要高。

回来的路上，他问我："他们是不是比我们好？"

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如实回答："李镇长，他们砖坯还行，但煤耗比我们大。"

他一听立刻就生气了，当场就说："你姜振清就是不如人，又不学人，你这样还能干好企业？太固执了！"

我当时也没客气，直接回他："李镇长，你也有权，我真干不好，你可以免我。"

他当时就说："不急，时候到了我会免你的。"

那天回来天色已晚，我想留他吃饭，他也没吃。

就是这次不愉快，给我埋下了祸根。

一九九〇年春天，召开换届选举人代会，我作为企业代表，还在主席团就座。

当时挨着我的是副镇长宫克云，他以前给计生委主任隋主任当过秘书，他爱人也在计生委工作。那时候计生委办了一个厂，用孕妇尿液提炼生化原料，正想从店集镇找个有能力的厂长去管理。

宫克云就私下跟我说："振清，隋主任让我帮着找个人，我看你能力行，你愿不愿意去？"

我听了之后说："你让我考虑考虑。"

第二天他又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。我晚上跟关系好的朋友商量，又和家里老婆说了，俩人都同意我出去闯一闯。我就答应了，但也说："我得先问问镇上领导同不同意我走。"

散会之后，我先去找了分管领导李勇。李勇问我："你都跟谁说了？"我说："谁也没说，你是第一个知道的。"他说："我去找李书记汇报一下，看他放不放你走。"

我一想，让别人去汇报，不如我自己当面说清楚。

当天傍晚，我就直接去了李本清家里，把计生委要调我去当厂长的事一五一十跟他说了。

没想到，他听完一点没为难，很痛快地说："振清，这是好事，我非常支持你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你去吧。需要党委政府出面的事，我都给你办。"

我当时听了特别意外，心里还想：李书记这么大度支持我，不愧是当领导的。

可谁也没料到，我这一去计生委，后面还真出了大变故。

一九九〇年春天，县里也在换届选举。

店集有个副镇长叫邵世爱，跟我关系一直很好。他去县里开人代会，座位正好挨着计生委主任隋立晋。邵世爱就随口跟隋主任说："隋主任，我们店集就这么一个好厂长，你可给俺挖走了。"

邵世爱说这话，完全没有恶意，就是想夸奖我、抬举我。

可这话传到隋主任耳朵里，味道就不一样了。隋主任一听，心里立马琢磨：我这不是拆人家店集政府的台吗？这话再传到县长那里，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

于是隋主任当场就定下规矩：姜振清要来计生委可以，但必须要有店集党委政府的介绍信、正式推荐，计生委这边才能要人。

就因为邵世爱这一句无心的夸奖，我去计生委的事，一下子就卡壳了。

宫克云把计生委隋主任的意思转告给我，说必须要店集党委政府出介绍信，计生委才能接收我。

我当时一听，觉得这就是小事一桩，心里很踏实。因为李本清之前明明亲口承诺过：你去吧，需要镇上办的事我都支持。

我当即就说："那我去找李书记。"

当天上午九点，我直接去了李本清的党委书记办公室，把情况跟他说明，希望镇上给出这份介绍信。

没想到，他听完立刻沉下脸，语气非常生硬："姜振清，这个信我们店集党委政府不能出，这是你私下自己叨叨叨的。"

我一听，心当时就蒙了。

我明明是先请示过你，你亲口同意、亲口支持，我才决定去的。你不批准，我绝对不会走。而且你还当面承诺，需要镇上办的事你都支持。

我心里又气又凉，可是什么也没再多说，转身就气冲冲地走了。

一气之下，我浑浑噩噩回了家，躺在沙发上，心里一片茫然。

店集这边的企业我是回不去了，厂长已经换成了李本清的亲信刘可开。后来砖瓦厂不到两年就倒闭了，刘可开也出车祸去世了。

我又去找宫克云，可隋主任还是坚持要店集党委政府出介绍信。我就这么被卡在中间，整整困了一个月，走也走不了，回也回不去。

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了原来的党委书记徐训功。我打听着找到他家，把前前后后的事情一五一十跟老领导说明。

徐书记听完没多说别的，他家当时有电话，他当场拿起电话就打给了隋立晋主任，在电话里直接说："老隋，你叫小姜去你计生委，又要开介绍信，店集党委政府又不出，你这不是难为姜振清吗？他又不是国家正式干部调动，还得走组织部，你乐意要，他愿意来，就行了。"

隋主任一听，当场就答应了。

第二天，我就顺利到计生委生化厂上班了。

这件事，前前后后耽误了我整整一个月。

后来我才明白，李本清一直在背后对我设置阻碍。

他在我人生的关键路口，实实在在起到了绊脚石的作用。

1991年春天，我和西演堤村正式签订了砖厂承包合同，砖厂的各项工作就此全面铺开。

创业之初，我从家里拿出一千元钱，买了两张桌子、一个火炉等简单办公用品，砖厂就这样正式办公营业。

当时由我、于振志厂长，还有曾和我一起在砖厂干活的万瑞全三人合伙入股，我请万振全担任制砖坯车间主任。那时我还在计生委正常上班，只有每周六、周日赶回厂里处理事务。

我们三人虽说是合伙入股，可所有资金、所有风险，全由我一人承担，于振志、万瑞全二人一分钱都没有投入。可当初约定，日后厂里盈利，三人平分。也正是因为我在管理上的疏忽与失控，后来他们分到的利益反倒超过了我，经济上有了底气，我的指挥权也渐渐被架空。现在回想，这也是我在合伙制度与管理上的一大败笔。

我们从银行贷款三万元，可资金依旧不够周转。情急之下，我想到了时任田横镇党委书记的刘京水——他之前在店集镇当镇长，我就与他相熟，他的爱人老彭也曾在店集砖瓦厂做饭，彼此很有交情。

我和西演堤村的会计提着十斤鸡蛋，专程登门拜访刘书记家。在家的老彭见到我格外亲切，一口一个"姜厂长"，得知我来找刘书记，立刻打电话通知他。没过多久，刘书记便赶回了家。

久别重逢，格外亲切。我向他坦诚诉说：之前因与李本清不和，我调去了计生委，可原先跟着我的老伙计们在厂里备受排挤，实在干不下去。万般无奈，我才和好友们合伙承包了西演堤砖厂，如今工厂已开工，五月份就能烧出第一批砖。一是想请他在田横镇辖区内帮忙找找销路，二是希望能解决紧缺的流动资金。

刘书记听后，丝毫没有犹豫，随即拿起电话，打给了镇办地毯厂的王厂长，让他立刻来家里一趟。

十几分钟后，王厂长驱车赶到。刘书记热情为我们介绍，郑重地说："王厂长，姜厂长是我在店集时的得力门徒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他现在自己办砖厂，刚起步缺资金，你今年要盖厂房，看看能不能先预付点资金给他。"

王厂长十分爽快，当即表示：盖厂房大约需要三十万块砖，按送到田横的市场价每块一角钱，先行预付三万元货款。说完立刻安排会计去银行取钱送来。

刘书记这一次帮忙，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，一举两得：既补上了流动资金，又敲定了第一批砖的销路。

可这份天大的人情，我至今未能报答，每每想起，都后悔莫及，成了我人生一大憾事。

当天中午，刘书记在家盛情款待我们，满桌都是新鲜高级的海鲜，其中的大虾，单只就有半斤重。

吃完饭，我们乘车赶回厂里。

在我的人脉奔走、专业策划指导下，加上于振志、万瑞全两位老友踏实实干，西演堤砖厂顺利开工、稳步生产。

就在我们铆足干劲、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了，也彻底改变了我此后的人生轨迹。

正当我们西演堤砖厂全面铺开、大干快上的时候，此前我也说过，店集镇原镇长李本清已提拔为镇党委书记。我因和他有矛盾，早已从店集镇办企业辞职，转到了计生委工作。

西演堤砖厂在店集镇的管辖范围内，自然也归他管。他听说我姜振清在他管辖的西演堤干砖厂，便不顾集体利益，做出了安排：让在店集计生办工作的崔增新回村担任书记。

崔增新当过兵，是党员，性格强势，行事手段强硬。他回村的任务很明确：第一件，把李全教的村书记职务免掉，理由就是砖厂承包给了我姜振清；第二件，把我从砖厂赶走。镇上还承诺，只要办好这两件事，就让崔增新重回计生办，并给他转为合同工。

崔增新拿着镇党委的免职令，气势汹汹地回村召开党员会，当场免去了李全教的村书记职务。我心里清楚，李全教这个书记，是因为我才被免掉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后来我在团埠砖厂时，特意请李全教过来负责相关工作。

1991年春天一个星期三的上午，我正在计生委生化厂上班，于振志、万瑞全两个人坐车来找我，跟我说：

"振清，西演堤砖厂干不下去了。崔增新回村当书记了，他说自己是店集党委任命的书记，你们在这干砖厂，店集党委不同意。李全教已经被党委免职，现在我是西演堤村书记，我奉店集党委的命令，让你们滚出西演堤村。"

我听完立刻回应："我们是有正式合同的，合同经过全村党员、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，合理合法，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干扰我们的生产。你们先回去吧。"

就这样，西演堤砖厂在李本清的干预下，被迫停工。我再一次尝到了权力斗争的苦涩，也深刻体会到，在那种环境下，个人的努力是多么脆弱。

但我不甘心，也不能就此认输。我开始四处奔走，寻找新的机会。

1992年底，演堤砖厂实行承包制，我中标承包，每年上交村里六万元。当时砖厂外欠账十八万元，我上任后，一边抓生产、一边清欠账，当年就把外欠账全部收回。

1993年春天，我从计生委辞职，到团埠砖厂担任厂长。这一年，团埠砖厂实现利润四万元，由三股平均分配，我分到一万三千元；另外在演堤砖厂分红一万七千元。

1994年，于珍志、万瑞全从团埠砖厂退股，砖厂重新组建股份，由我、陆培森、王国福、邵世国、代成林等五人入股，更名为团毕砖厂。这一年经营状况不好，主要原因是产品销售给华山高尔夫球场后，货款一直没能收回，资金周转困难。

这里面还有一件关键的事：

1994年春天，于珍志、万瑞全跟我提议，要买一台推土机给砖机上土，说当时厂里也有这个能力，一年能节约四万元成本——以前都是租用别人的设备。我当时表示同意。

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，到山东村代某某家，买回了一台旧推土机（这台推土机原先就在演堤砖厂干过活），三人一起把车开回了厂里。

可到了年底我审核账目时，却发现账上根本没有这台推土机的记录。

我问于珍志："推土机为什么没上账？"

他却说："为了管理方便，推土机我留下了。"

我一听当时就火了。

当初明明是我们三个人商量好，以厂里的名义出资买推土机，一年能省下近四万成本，现在怎么突然变成他个人的了？

厂里拖拉机也在用柴油，他作为厂长，把公家买的推土机说成自己的，这事根本说不通。

可他完全不听我的意见，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

这件事让我意识到，我在演堤这边的管理权再一次失控，于珍志、万瑞全二人，压根没把我放在眼里。

于是我下定决心，要回到演堤村砖厂。

1995年，我正式提出要回演堤砖厂，于珍志第一个表示不同意。

我便找到了德高望重的老书记李思堂（他也是股东之一），把想回演堤的想法和推土机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跟他说明。

当天就召开了股东会。

会上，李思堂老书记把我从承包演堤村砖厂开始，一路把厂子盘活的经过讲了一遍，他说：

"演堤砖厂是姜振清盘活的，没有姜振清，就没有演堤砖厂的今天。现在姜振清想回演堤砖厂，我们表示欢迎。"

就这样，1995年，我重新回到了演堤砖厂。

回到演堤砖厂后，我本想着能安心干一番事业，可命运似乎总爱跟我开玩笑。

那时候，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发生矛盾，美国惯用手段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，出口产品受到了封锁。计生委生化厂的产品出不去，价格急剧下滑，最后每公斤只卖到两千元人民币，而我们的生产成本就要三千元，越生产越赔钱，实在干不下去了。

计生委领导研究后，决定停产。

停产之后，我被安排在计生委负责建立档案和管理档案。我用半年时间，把全市的计划生育档案全部建好，受到了计生委领导的好评，全市机关单位还专门来计生委参观学习。

建档案的时候，每天忙忙碌碌，也适应我的性格。等档案建好后，日常管理就很清闲，一个星期也难得有人来查档案，上班没什么事干，就觉得很无聊。

那段日子，我常常会想起以前在砖厂的日子，虽然苦、虽然累，可心里踏实，有奔头。而现在，每天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一摞摞档案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
我开始意识到，我这个人，天生就不是坐办公室的命。我喜欢折腾，喜欢挑战，喜欢在一线干实事。

可现实是，我已经五十多岁了，再出去闯荡，还能有年轻人那股劲头吗？

那段在计生委的日子，让我有了很多时间去思考，去思考我的人生，去思考我的选择，去思考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

也许，这就是命运的安排，让我在人生的下半场，有机会停下来，好好看看自己走过的路。

如今，我已年过花甲，坐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夕阳，常常会想起这一生的点点滴滴。

从一九五八年出生在那个贫困的农家，到如今，风风雨雨六十多年，经历了太多的事，见过了太多的人，有过欢笑，也有过泪水；有过成功，也有过挫折。

我记得小时候，奶奶蹲在磨房帮我抠大便的样子；我记得二爹从东北带回面包时，全家人围在一起分苹果的场景；我记得姐姐在雪天里给我买芋头母子，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的温暖；我记得刘书记请我吃的那顿海鲜，那只半斤重的大虾；我也记得李本清那张阴沉的脸，记得崔增新气势汹汹地让我"滚出西演堤村"的屈辱。

这些记忆，像电影一样，一幕幕在脑海里回放。

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当初没有去承包西演堤砖厂，如果没有和李本清闹翻，如果……可人生没有如果，每一步都是自己的选择，每一步都要自己承担后果。

我这一生，算不得成功，也算不得失败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在时代的洪流中，努力挣扎，努力活着，努力让自己和家人过得好一点。

我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：徐训功书记在我走投无路时的援手，刘京水书记在我创业初期的支持，李思堂老书记在我重回演堤时的仗义执言，还有我的姐姐、我的奶奶、我的二爹，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给了我温暖和力量。

我也感谢那些打击过我的人：李本清让我明白了权力的可怕，崔增新让我懂得了人性的复杂，于珍志、万瑞全让我知道了合伙的风险。正是这些挫折，让我变得更加坚强，更加成熟。

如今，我已经老了，不再年轻，也不再有力气去折腾。可我依然相信，人活着，就要有股子劲儿，就要有奔头。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也要活得有尊严，活得有价值。

这本回忆录，是我写给自己的，也是写给后人的。我希望我的子孙们，能够了解我这一生的经历，能够从我的故事中，汲取一些经验，也得到一些教训。

人生苦短，且行且珍惜。